第一届讲学会刚办起时, 武平县还只是个不以学术出名的普通县城，宋时更是个不知名号的小人物，肯来参加的老师和生员都是因他的印刷技术新鲜，来瞧瞧热闹而已。但因去他们的大会办得实在成功, 还引得各省都跟风开起讲学会，本省儒生提起这大会也都有几分自豪，得着邀请的多半儿肯来看一看。
今年会议还没有开始, 本府几个县的文人才子就主动找上来要给组委会帮忙。又有些附庸风雅的商人、大户捧着银两来资助他们办讲学，只求在这届大会里留个名字。
当然可以。宋时没有看低商人的毛病，亲自办了晚宴招待众人，并承诺大会结束后要写一篇《筹办福建讲学大会记》, 其中必定要有这些捐资商人的名字。
大郑的赞助商们极为质朴, 也不要求冠名，也不要求场内竖广告板，在书里添个名字就能心满意足地掏钱。然而宋时不能让金主吃亏, 他雇人在书院旁边搭了许多报刊亭似的临时小店, 全部佳上赞助商们商铺的牌子，那些商人愿意安排买卖的自己安排，不愿意的就招本地小商贩在会议期间开店卖水卖吃食。
武平县百姓力农读书的多, 商业气息不浓，大会期间捞一笔快钱, 结束后把报刊亭拆了, 宋氏书院照样是个干干净净的读书圣地。
这些外务不用走心, 真正麻烦的是讲学方面的准备——这回与会人数翻了几番, 不必计黄巡按和桓凌这两位主官，就已能凑出十来位愿上台讲学的致仕进士、海内名儒。
人多了，要讲什么就得提前安排，写出教学计划和讲义来，以免到了讲学正日才发现跟人撞了题目。不然的话同一个题目，讲得好不好底下数百书生都看着，谁讲得差就不止是尴尬，几十年攒下来的名声都得翻在这儿。
可宋时一个小生员，是没资格管进士的，连他小师兄也因为是上一科才中试，在按资排辈风气极严的进士群中，也不能轻易劝动前辈。
他们只能斟酌说词，不提“撞题”二字，只说今年来的人太多，老师在台上讲，坐在后排的学生恐怕听不清。为此要请老师提前写好讲义，他们印出来给每位学生发一张，讲学时台上也配一份大型板书，学生们连听带看的，更容易听清老师们讲的内容。
这种大型板书，也不是真正用黑板、粉笔——初次用粉笔的人写出来的字绝不会好看，可底下学生不管这些，只会嘲笑老师的书法不佳。
所以这板书只是在成幅的纸上写径尺大字，写好后用铁环装成挂历的形式挂在架子上。正式到台上讲学时，再从组委会抽调成员，每位老师配一个助教，专门负责翻讲义页。若有哪位老师身体虚弱、嗓音不高，配的助教就负责高声重复老师讲的内容。
当然，在台上端茶倒水、扶着老师上台走台也都是助教的责任。
去年便来讲过学的王知府和张郎中都笑道：“去年我们方学政、桓通判和我们两个老儿可是在台上干讲的，今年居然多了‘助教’？也是合主持人一样，提问题、复述我们如何讲的么？”
那倒不是，主持人要求比较高，得能控场，助教是被控场的。
宋时含笑解释了一下：“今年登记的学生已近七百人了，不比去年仅有二百余人，有五六排桌椅就能轻松坐下，台上讲什么都听得清楚。如今这人数怕是要坐到十余排之外了，到时候不光台上要备助教，只怕隔几排还要安排上几个同传，将老师的声音传到后方。”
他用词虽然有点毛病，好在也没有别的穿越者出来挑刺。老师们也都被这人数惊到，顾不得管他给志愿者取什么名号，都先议论起七百多人的大课该怎么讲了。
这么多人齐坐在下头听讲，这是国子监才有的规模吧？
老师们都是进士或同进士出身，见过大场面。但无论是上朝奏议，还是参与科举四宴、主持乡饮酒礼，也和坐在高台上，对着七百多学子讲学的感觉不一样。
恐怕会有种高处不胜寒之感……
“要不等桌椅布置好，诸位老师提前上台体验一下？”不必讲学，就上去感觉一下讲台上布置得舒不舒服，助教们在下头听听老师的声音，好安排隔多远传一次音。
宋时提议他们上场排练预讲，众人没多犹豫就都答应了。
到五月初四，会场初步布置好后，老师们便乘车出场，上台依次试讲了几句。
因还没到正日，台下没坐几个人，只是一排排只刷了清漆的长条桌椅从讲台前向外延伸出去。但见他们上台，就有些在讲台外围闲逛的学生自动入座，给这场试讲更添了些真实感。
坐在台上，竟有种“一览众山小”的错觉。
来讲课的几位老师有的见了学生更兴奋，却也有一位原先做到光禄寺少卿的常老先生突然晕场，不得不立刻下来。便到下台后，常老先生也有些脸红，对桓凌和宋时说：“我到了上头，看着底下那些人便觉心乱如麻，讲不出什么，只怕是做不成这讲师了！”
好容易拉来的讲师，怎能叫他因为晕台就不讲了？
桓大人体贴地问他是否中暑，要不要请医官来调调，并拿出了一瓶从小用到大的薄荷露给他擦太阳穴。宋时见过的心理问题多，知道他不是真的身体不适，只是初次公开讲座的紧张，多练习几回就能好。没法练习的话，就给他创造一个舒适的、不必面对那么多听众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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