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大业十一年到大业十三年间，是李渊开始起家的一段日子，那么大业十四年，就是李破奠定根基的时间了。
这一年间，李破迅速的崛起于晋地北部，只用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便用几场至关重要的战争，将自己的名字牢牢钉在了历史的墙壁上。
他和李渊不一样，人家李渊属于厚积薄发，默默经营多年，才乘势而起，随风而上青云，多数时候只刷一刷脸和名字，便能让众人纷纷归附。
反观李破，那纯粹是打出来的，和窦建德等人有很多的共同点，起于微末，根基薄弱，很有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焉的味道。
而且，晋地北部屡经战乱，确实也不是什么好地方。
当然，他和起于草莽的农民起义军又有很多不同。
而这些都不用一一道来，因为到了大业十四年的冬天，并代两州悄然发生的一些变化，让以李破为代表的晋北军阀和天下间的一些割据势力划分了开来。
修订军政律令，官职品阶，建立卫府等等，虽说这些事做的有些仓促，还显不出多大的成效。
也没有太多能拿得出手，并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一些诸侯称帝之时，也都这么干过，可和他们大部分人不一样。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肆犒赏有功之人的意味在李破治下越来越淡，没有滥发官爵，没有大肆征兵，也没有修建殿宇，更没有铲除晋地门阀的意思。
这个渐渐成型的政治军事集团中的人们，也没有像暴发户一样，乍得富贵，就相互攀比，为了爵位权势而拼命的争夺撕咬。
这些都是义军在膨胀到一定的阶段所必然面临的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
可并代两州悄然间，便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
李破认命的几位太守，陈孝意，宇文歆，苏亶，王禄，皆出身门阀，进入晋阳之后，又安抚晋阳王氏等晋阳大族，让本就带着些门阀光环的他更容易得到世家豪族们的支持和接受。
而在军中，左右卫府建立之后，上任的尉迟恭和步群，也都是军中资历最为深厚的两个人，让军中诸将无话可说。
实际上，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制度和用人的问题。
在制度缺乏保障的时候，该如何妥善用人的问题也就凸显了出来。
有的人一旦得势，便大肆安插亲信，尤其是兄弟子侄等有血脉牵连者，不管才能如何，都要居于要职，除了显示自己家的尊荣之外，也有防范他人之意。
所谓一天得道，鸡犬升天就是这个道理了。
总的来说吧，李破用人可圈可点。
他倚重于陈孝意，因为陈孝意在代州三郡归一的过程中，帮了他大忙，又有着才干和威望，于是，自从陈孝意来到他的身边，他便对其人非常信重，这显然让代州三郡很多人放了心。
苏亶去到云内的日子太短，人也年轻，他却能用之为楼烦太守，除了身边乏人可用之外，也显示出了他的度量。
其他两位就更不用说了，王禄才干平平，和李破还有些恩怨，可如今却在马邑太守的位置上呆的好好的，地位十分稳固。
宇文歆和李唐降将，李破却毫不犹豫的让他接任了雁门太守之职。
温彦博则是幽州降人，如今却是李破幕府之中，权势最重的一位。
从这些人的任用中可以看的出来，李破在用人上是有着他自己的执着之处的。
文人治政，武人治军，思路非常清晰。
他没让将领们去做太守，也没让陈孝意等人领兵的意思。
这在当世是十分罕见的，因为晋末战乱以来，军政合一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像南边唐军带兵的，就是太常少卿李仲文，用后来人的眼光，那就是标准的文人领兵，乃兵家之大忌，可在如今，却再正常不过。
人家李仲文乃当年西魏八柱国之一的李弼的孙子，李密的叔叔，标准的出将入相的种子选手。
而在李破这里，已经隐隐划分出了文武间的沟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区别会越来越明显。
不说其他好处吧，这么做一定是有利于政治架构上的稳定的。
可以说，此间种种，已经让并代两州，在大业十四年冬天的寒风中，隐隐焕发出了生机。
更为重要的一点则是，整理户籍，丈量土地，分发田亩等事，从李破入主代州之后，就一直在实行当中。
这显示出了他予百姓以休息的决心，到了大业十四年秋天，代州已经收了一茬秋获。
不论多少，这都是一个喜人的开端。
大业十三年的大旱，在李破的努力下，艰难的度了过去，到了大业十四年秋天，整个代州粮荒的局面，在李破种种手段之下已经彻底成为了过去。
准备逃亡的人们，重新整理起了庄稼，牧养起了牛羊，准备作乱的家伙们，也老老实实拿起了锄头以及放牧用的鞭子。
从大业八年开始飙升，最后已经上了天的粮价，迅速回落。
代州各处小打小闹的山匪，流民，纷纷回归乡里，李破用无数从云中草原夺回来的牛羊和在幽州取回来的粮草，安定住了代州的民心。
相比那些制度啊，用人啊，军律之类的事情，其实这才是李破实打实的功绩。
实际上，这一年代州人口暴增之外，各处仓房府库，以及牧场，充盈的都有点过了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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