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的八月中旬，熊文灿的一份奏疏送到了南京朝廷，在朝廷中引起了一片波澜。
此时的内阁首辅是杨嗣昌，他因为制作火炮，真正的是一炮打响，声望权威扶摇直上，内阁首辅的地位已经是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他手里拿着熊文灿的奏疏，召集内阁和六部尚书商议对策。
众人都在内阁议事的厅堂里就坐，这个地点就相当于内阁的办公室兼会议室。
在帝王时代，皇帝的办公场所比较多也非常考究，但是大臣们的办公之所是极为简陋的。六部有自己的衙门，做尚书的就有自己的专用书房，也叫做签押房，就是办公室的意思。但是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内阁，却不是每个阁员都有自己的签押房，除了首辅大人，其他人都在这个大厅里面办差。大厅的正中位置是一个八仙桌，两侧各有一把太师椅，这个位置就是首辅的座位了，需要议事的时候，首辅大人就坐在这里，如果有第二位的重要人物，可以坐在他的对面。大厅的两侧是火炕（冬季取暖），火炕上一溜的炕桌，那是内阁成员的办公之所，临时参加会议的大臣也可以坐在炕上，火炕前边还有便利的凳子，也可以坐。这个厅堂很大，二三十人的会议也没有问题。
这个房间的设施虽然简陋，却是大明的权利中心。从这一点上说，与现代的政府机构相比可就差得太远了。在现代，一个乡一级的政府恐怕也要强过它百倍。
古代办公设施简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般的职务都没有副职，比如：有尚书（部长），没有副尚书，有巡抚没有副巡抚，有知县没有副知县如此等等，在现代，一个省有多少副省长？多少省委副书记？有的时候恐怕连省长也说不清楚。为一个副省长服务的机构人员有多少？这个数字也不好说，连给副省长开车的司机都是科级干部，所以一个省级的政府比古代的六部衙门合起来占的地方都大，现代是办公楼，古代是平房，用建筑面积更没法衡量了。
北京西长安街的六部口，南侧那一堵灰色的高墙之后，就是明清两代的六部衙门，那才多大的地方，并且是平房建筑。在现代，中央的六部全在那里，那个面积现代的一个市级政府也放不下。
......
会议开始了，首辅杨嗣昌首先说话，他说道：“两广巡抚熊文灿的奏章大家都看过了，今天的议题就是这件事。此奏疏尚未呈报司礼监（皇帝的秘书处），节略还没有编写，各位有什么看法，有何应对之策都可以说。”
吏部尚书田维嘉说道：“杨大人，梧州知府康承祖已经到了吏部，是否把他找来做一些说明？”
“哦，康承祖到了？那就派人把他找来，大家继续说，不必等他。”
大学士薛国观说道：“康承祖作为知府，他守土有责，当与城池共存亡，失陷府城，他就是死罪，按律当立即关押，交刑部议罪。怎么能参加内阁议事？”
薛国观是内阁成员，他是温体仁的余党，崇祯初年曾经因为魏忠贤的阉党案罢官，后来被温体仁启用。
听了这个话，杨嗣昌不大高兴，他说道：“今天的议题是应对广西事件的应对策略，不是追究责任的会议，康承祖了解那里的情况，他既然到了，就应该参加，有罪无罪是日后之事。此事不要再提了，大家继续议论。”
杨嗣昌的话极不客气，薛国观气的直翻白眼，但是杨嗣昌说的在理，他无法反驳。大明的不少官员有这个毛病，他们把反对对手的意见为己任，不管对错，对手的意见一概反驳，薛国观是温体仁的余党，在场的大部分官员都是他的敌手，因此他就成了搅屎棍。
工部尚书刘遵宪说道：“杨大人，我官军的新式火炮还没有装备到两广，现在即便想紧急抽调火炮到两广，其运输必须经过西江或桂江才能到达广西，而这两处江河已经被花皮控制，他们如果愿意就可以拦截。因此，广西之地还是加强防守为好，并且尽量不要激怒花皮。他们口称保护航运，如果向其他的府县进犯也就失去了理由，也失去了道义，我们可以在大明日报上揭露他们，使其丧失信义。”
大学士程国祥说道：“杨大人，花皮军自称依旧缴纳赋税，听从两广巡抚衙门之令，可见他们还是尊礼法的。纵观天下各地的情况，花皮军都是极看重黎民百姓，梧州若不是断了其交通要道，激起城内百姓做乱，也断然不会有梧州失陷之事变。所以下官同意刘尚书之言，广西各地应持守势，且善待黎民百姓，万不可激起民变。”
“刘遵宪、程国祥二人之言误国！花皮到处进犯我朝廷之地，就是有你们这些懦弱的官员才不断的丢失府县，在两广之地，我官军尚有四五万之众，为什么不调兵惩戒花皮？都像你们这样退缩，焉有不失地之理？”这是薛国观在抢先反驳，他刚才遭到驳斥，很没有面子，现在想借此机会找回场子，他现在是看谁都不顺眼。
但是他竟然忘了，康承祖就是因为不与花皮合作，持强硬态度才丢失了梧州。他刚才还要制康承祖失地之罪，如此他何以自圆其说？这也是大明官员的毛病，他们说话办事往往是对人不对事，对手说什么他都反对，陷入自相矛盾还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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