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区的蒙古人主要是久居新疆一带的准格尔蒙古人。蒙古人在藏区的势力主要还是在青海和西藏，西康地区接近四川，受到中原的影响比较大，大明帝国还是个庞然大物，蒙古人还不敢过分嚣张。西康的主要统治势力就是藏族的大奴隶主和大寺庙的僧侣，或者是他们的联手统治。
这些大奴隶主大多数都有“土官”的身份，就是类似于秦良玉的宣抚使的那种身份。土官是世袭的，一代传一代。这种身份大多数是大明朝廷任命的，有不少已经年代久远，在大明的官府中还有没有备案都不好说了，有的干脆就是自封的。在藏区，藏传佛教有很高的地位，大型的寺庙自己就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奴隶也有僧兵。这些土官、领主、僧侣就是西康的实际统治者。
很多年来大明的官府已经失去了在这里的影响力，即便是有所影响也仅仅是名义而已，实际的权利官府是掌握不了的，以赋税为例，这些领主是不会交赋税的，他们不伸手要朝廷的援助就不错了。所以朝廷在这了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最然在版图上这里还有西康省、西藏省，但是，朝廷已经不把他们看做行省了。
在清代有数次改土归流的行动，解决了一部分，但是像西藏这种地方还是难于解决。“改土归流”就是改变“土官”为“流官”，土官就是世袭的领主官员，流官就是朝廷随时任命，随时可以撤换的官员，一般都是从外地调来的官员，也都有进士的身份。
这些领主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就要有自己的武装，大小领主、土官、寺庙都根据自己的实力养着一批军队。在某一地区，谁的军队多，力量强，谁就是这一地区的霸主。这也有点类似于秦良玉的白杆兵。
目前的西康就是这种状态。
康藏军若想建立官府，征收税赋，形成统一的政权，那是没有什么好说的，进门就开打！要打掉他们的军队，私人军队一个也不能保留，杀掉反抗的领主，废除他们的土官，解散寺庙的僧兵，杀掉一批活佛、喇嘛。把听话、老实的活佛、领主扶植起来，任命官吏管理地方。
对于马守应建立的政权不能要求过高，西康、西藏的奴隶制度是应该废除的，但是，不能要求马守应做到这一点，他们未必有那个思想水平，也没有那个施政的水平，同时也是因为康藏地区太落后了，生产力过于低下，因此藏区的奴隶制就听其自然了。
废除奴隶制也要有一系列的办法政策，解决后续的问题，否则，会遭到强烈的反抗。奴隶主反抗还可以理解的，废除奴隶制还可能遭到奴隶的反抗！你能理解吗？这就是因为社会生产力过于低下，独立的自由民由于势单力薄，无法生存，从而必须投靠生存能力强的社会集团，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就是说他们必须做奴隶才能生存。
这可不是没有根据的胡说，是历史事实，我们从前说过的王莽就经历了这样的教训，王莽在废除奴隶制时，就遭到了奴隶主和奴隶的双重反抗，迫使王莽不得不终止废奴的行动！
能够废除土官，废除领主、僧侣的社会统治权力，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了。要知道后世的现代社会，直到1959年才废除了西藏奴隶主的社会统治权力，才废除了作为奴隶主代表来执政的“噶伦”。
听话的奴隶主，能够正常纳税的，解散自己的私家军队、武装的奴隶主，就不要动他了，维持现状。不听话的，不纳税的，不解散私家武装的，则剿灭、杀掉。给解放的奴隶们分配（需要低价购买）土地、牛羊，给予户籍登记，让他们成为自由人。至于以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重新沦为奴隶，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这些解放的奴隶就是康藏军极好的兵源，可以借机大力扩军。军粮、军饷不用担心，只要康藏军没有过分的膨胀，联省官府还养的起他们，何况西康自己也有税赋收入，补充差额的负担也不是很重。
以税收为纲领，为由头，按照土地数量、牛羊数量征税，凡是抗税的就镇压，就杀！税收就是执政的纲领。
所以大都督府告诫马守应，初入西康，一定要放开手脚，要敢于杀人，不能手软，否则，政权是无法建立的。
听话的要扶植，但是，只能是类似于大明的士绅、乡绅的地位和身份，不能扶植新的土官出来。人人都要纳税，这是底线。
在建立政权，壮大队伍的同时，还要建立维持地方的二流武装。
对于农牧业生产、工商业、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就更不能要求马守应的政权有多大的作为了，只要社会安定，农牧工商就有发展的动力，自然就会繁荣。只要康藏军不危害地方，社会经济就会发展，这是自然规律。
八月底，康藏军开始准备向雅安进军。
在老回回的部队中，作战能力比较强的就是贺一龙和贺锦，这两位都姓贺，可是毫无亲缘关系。现在康藏军的总兵官是马守应亲自兼任的，将来如果占领西康和西藏，两个省就有两个总兵官的职位。但是眼下，以及占领西康之后，只有一个总兵官的位置。于是这两个人心中都暗自较劲，都想着拿到首功，争夺那个总兵官的位置。因此，这一次进兵，为了争一个头功，两个人就争得不亦乐乎，互不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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