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孙传庭是没落下去的，没落的原因看似好笑，实则必然：大明官军军纪败坏，孙传庭新官上任三把火，自持有生擒高迎祥之功，整肃军纪过猛，激起兵变，陕西的主力部队总兵许忠、总兵刘应杰在剿匪战场上叛变，与被他们征缴的乱民首领“混十万”合兵一处。一夜之间，战场上的对手变成了一家人，都成了乱民军。
孙传庭是陕西巡抚，陕西的主力部队变成了乱民军，陕西的官军主力蒸发了，导致孙传庭成了光杆司令！从此之后孙传庭命运多踹，有起有伏，直到战死，再也没有大的起色了。
要评价这三位的高低似乎有些难，这纯属于私下议论，当不得“历史评价”那种分量。笔者也没有看过有哪位学者这样去比较，所以下面的分析，无非笑谈而已，当不得真。
笔者觉得孙传庭生擒高迎祥的战绩似乎说明孙传庭的战术能力要强一些。为什么呢？我们试着分析一下：
到崇祯八年、九年时，高迎祥就是各路乱民英雄的老大，并且他这个排名老大，绝对不是第一、第二等等的排名循序问题，而是鹤立鸡群，高迎祥的威风与其他乱民首领比那是强了好几个数量级的！
这可不是我胡说，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崇祯九年初，兵科给事中常自裕的奏章说：“流寇渠魁数十，最强无过闯王”他列出了三个“不可当”：（直接翻译，原文略）第一，他的部下多数是原正规军的军人，作战正规且勇猛亡命；其部队装备正规，有重甲骑兵；这样的军队“锐不可当”。第二，他的部队有严格的军事训练，战阵列队严整，讲究阵法；他制定有严格的军纪，有战场纪律；一般的官军都不是对手。这样的军队“悍勇不可当”。第三，作战讲究战法，或正面交锋，或设计埋伏，围点打援，用兵有正有奇，都是按照兵法，结合战场实际情况而定。这样的军队“狡诈多谋不可当”。
这三人中孙传庭是最后一个出场的，此前，洪、卢二人与乱民已经斗了多年。上面常自裕所说的就是孙传庭刚出场时高迎祥的状态。在这同一份奏疏中常自裕直白地指责洪承畴、卢象升二人因畏惧高迎祥之强悍而避战，他在奏疏中列举了洪承畴、卢象升二人的作战经过后指出：他们胜仗不断，连连报捷，胜仗不假，捷报也是真的，但是，那些胜仗无关痛痒，都是次要之敌，放着高迎祥不打，多少胜仗也无用。
常自裕的话很尖刻，他指出的那些情况是否事实，笔者不是史学家，不能评价它们的准确度。但是有一点是事实，那就是：卢象升、洪承畴二人卖力的直接围剿高迎祥，并数次战败高迎祥的时间的确是在常自裕的奏疏之后。卢象升击败高迎祥的重甲骑兵的史料就是出于这个时期的滁州之战。也是证明高迎祥确实有重甲骑兵的历史依据。
在这个基础上，首次出战的孙传庭彻底的歼灭了高迎祥一部，并生擒高迎祥。
从崇祯九年对高迎祥的作战来看，孙传庭面对高迎祥丝毫没有退缩，显得更从容有力，并且打得是歼灭战。所以笔者的感觉上觉得孙传庭强一些。
总的说：洪承畴的战略眼光强，孙传庭的战术指挥高，卢象升用兵勇猛。这三人各有所长。
以上都是外行的见解，说说而已，不足为据。
......
最后说明一点，联省的官员，从现在起一律着新式官服。这种官服从远处看类似于大明的官袍，红色的基调，长度过膝盖。
用大衣一样的长衣服做官服，这是为了照顾大明的习惯。在古代，衣服短了，显得不庄重。
这官服细看可就不同了，总的说有点现代的味道，借鉴了现代军装大礼服的式样，剪裁比较复杂，穿上之后，各个部位都平整地展开。而老式官服就是身长两倍的布稍加剪裁，缝制简单，穿上之后前后下摆都会揪起来，为了平整只好使用腰带来纠正，结果上身又褶皱难看了。不要看图画上或者影视作品上的官服，那是经过美化的。你可以看一看有了照相技术之后的清末民初，那些照片上的那些长袍马褂才是真的，皱巴巴的没有一个像样的。
式样上参照军官礼服，装饰简洁。胸牌取代了一尺大的花花绿绿的补子，品级、职务等信息都在胸牌上体现。肩膀处有类似肩章的装饰，显得很英武。特别明显的区别是有衣袋，可以装物品，不必袖里藏金了。衣袋也是官服的装饰，并不累赘。后背腰部有腰带装饰，使得衣服挺拔。
衣扣是薄铜板或者银板冲压的。
为了应付炎热的夏季，另有一套特制的丝绸官服，特点就是轻薄简洁，连衣袋都免掉了，成了装饰。否则不管多热的天，厚重的官服也要穿着，实在是受罪。
官帽极有特点，外形上类似军帽，但是装饰基本上是真金白银，明晃晃的。帽徽是缩版的日月旗，铜板冲压产品，景泰蓝工艺，闪闪发光。配上丝绦装饰，分外的气派。
大小官员的官帽基本一致，区别在丝绦装饰上，低级官员是丝线编制的丝绦，中级官员是白银编制的丝绦，高级官员是黄金编制的丝绦。
总之，这种衣服穿着方便，行动不累赘，还英武漂亮。
---第350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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