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化对朱万武所说的下一次用兵是有所指的，那就是辽宁。但是，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后金攻打关宁一线造成明军危机时，就要出兵干预战局。这个情况现在说不准，因此也就没有对朱万武明说。
朱万化对辽宁的指示是：一、按原计划，巩固宽甸、桓仁两县的政权，建设武警、警察队伍，严厉打击土匪维护治安（长白山里的土匪不少）。二、扩军到一个师，暂定两个团的编制，兵员本地解决一部分，山东招募一部分，加紧练兵。三、加强对后金的情报工作，严密监视后金的一举一动。四、做好农田水利工程，力争明年有个好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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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朱万化凑合的性格，既然杨嗣昌来到山东，也想能不能转化一下，用一用这个人，毕竟这个人还是有一些才华，特别是口才很好。他能哄得崇祯团团转，言听计从，也是不小的本事。要说这个人的历史那就太多了，再此仅简介一二：
原本历史上的杨嗣昌是个很有争论的人物，他用“四正六隅”、“十面之网”（解释太麻烦，从略）之策镇压乱民还取得过一些战绩，李自成竟然被打得只剩下18个人躲藏到商洛山中，张献忠也被打得躲进了深山去当野人，吃野果子去了。
但是，他对后金主和，这个主张在大明的朝堂上是得不到支持的。其根本原因是大明这个政权对外历来是持强硬的态度，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是尽人皆知的口号，国家如此刚烈，委屈议和之策能有市场吗？
杨嗣昌的主张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也不是投降派。对于内忧外患的局面，气数将尽的大明朝是没有办法应对的。因此，杨嗣昌提出对后金议和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待内部稳定之后再收拾后金。实际上当时的后金还没有取大明而代之的野心，只是想捞一些钱财，就是说议和是可行之策，两边作战，搞不好就要亡国。他的这个估计是对的，策略也没有原则错误。但是在明朝的环境下行不通。明朝的那些大臣、御史言官们定然会一个个的站出来，慷慨激昂的骂他是投降派、卖国贼。虽然这些骂人者后来大部分真的当了投降者，并不能影响今天的大义凌然。
卢象升就是坚决的主战派，他能当面指着鼻子骂杨嗣昌，并且战死在抗金的张场上。有人根据这一情况指责杨嗣昌掣肘抗金将领卢象升，致使卢战死。其实这个说法不对，杨嗣昌挨了骂，并没有怪罪卢象升，当然也没有支持他，这倒不是杨嗣昌有多么大度，而是因为当时骂他的人多了去了，不差他一个，什么难听的话都有，卢象升那几句话根本就不算什么事。
给卢象升使坏下绊子的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太监监军高起潜，这个大字不识半筐的死太监把兵都调走了，就剩下卢象升自己带来的3000天雄军，面对数万鞑子骑兵，卢象升义无反顾的出战，直至战死。
杨嗣昌没有一点责任吗？这倒不是，卢象升当时的职务是前敌总指挥，杨嗣昌是内阁成员相当于副总理，杨嗣昌没有帮他。他不帮卢象升倒不是因为卢象升骂了他，在他看来他帮不帮卢象升，那也是个败仗，无用功！
在有一个问题上他反对卢象升是错误的。因为朝廷财政吃紧，赋税不够用，于是加征辽饷和练饷。卢象升提出的“因粮”的主张，因，就是根据，因粮就是按照收获粮食的多少缴纳的政策，就是收入多的就多交，收入少的就少交，这是合理的。杨嗣昌主张“均输”，就是按人头大家平摊。对于家财万贯的人来说交一两银子没有什么感觉，对于食不果腹的底层民众来说一两银子就要命了。如此一来，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使得无数本来就活不下去的黎民，只能铁下心加入乱民队伍，甚至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着乱民军的到来。但是杨嗣昌官大，他是内阁成员，就是国家副总理，他的错误政策得以执行。卢象升的正确主张无效，卢象升当时的官也不小，是巡抚之上的总督。
杨嗣昌最后死于围剿张献忠的战争，张献忠打游击，忽东忽西，杨嗣昌抓不着，最后张献忠得到机会杀死了两位王爷。杨嗣昌无法交代了，在感到无力收拾残局时竟然绝食自杀了（另一说是病死）！他死后崇祯无比悲痛，因为崇祯把他当做了知己。
杨嗣昌就是这么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朱万化想来想去还是用电报与朱大典商量一下，看看此人是否能凑合着用，毕竟他来到了山东。朱大典是看过明史的，因此也算能够全面的了解这个人，因此只说了一句话：“此人不可重用，次要位置未必能满足他，所以很难。”估计是这个人太聪明，口才又好，怕是掌握不住。得，定性了。那就顺其自然吧。
......
崇祯四年十月十五日，直隶南部的卢象升，奉旨讨伐山东的大军出动了。按照朝廷的命令，卢象升将带着他的一万天雄军会同直隶南部卫所军一万、河南卫所军一万，此外还有神机营的500名火铳手，总共三万人的队伍，组成西路军南下河南，过黄河后向东进击山东。这条路很近，五六天就可以进入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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