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武始终没有离开过浙江，这个短期任务交给他。河南刚好有剿匪部队，不必寻找出师的理由，的确是个好机会。但是浙江是朱家的根基，太重要了，不能有丝毫的疏忽。于是，他干脆找来朱万杰，台湾眼下就是组建部队的任务，让他暂时安排一下，立刻去浙江，替换朱万武，主持浙江军务，以便朱万武放心地去河南。
可是朱万杰提出一个问题修改了这一计划，他说：“大哥，小规模出击一下的计划我赞成，但是这个计划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部队在河南境内有剿匪的使命，是经过河南官府同意的，因此，我军在河南行动自由。但是这个出击地点在河南、直隶、山西边境，并且极有可能进入直隶，真定县（石家庄一带）已经深入直隶数百里。我们没有取得直隶官府的许可会有很多不便，我们用什么理由呢？”
朱万化点头说道：“是我疏忽了，如果我们不进入直隶，直接去山西如何？现在的山西已经乱成一锅粥，我军进入定然没有人过问。”
朱万杰说道：“如果去山西，还可以通过河南官府提出出兵协助山西剿灭民乱作战，那就名正言顺了。”
“不，四弟，既然山西可以自由出入，就用不着跟谁打招呼。现在朝廷用兵捉襟见肘，你送上门的军队朝廷岂有不用之理。一旦朝廷下令调动这支军队，我们怎么应对？
就这样说定了，我们出两个营，在武安县进内进入山西，沿着太行山向北，最远到太原、阳泉一线，寻找战机，有所收获就回来。如果获得了移民，原路运回，在黄河边上建营地，准备转运。”
朱家两兄弟又详细的讨论一遍对乱民的战术，修改一遍旧的文档，准备一些地图，由万杰带给万武。
......
现在已经进入了秋收季节，那么秋赋就不远了。大明的农业税一年两次，一次是夏收，就是收割冬小麦，一次是秋收。国家的赋税主要还是秋赋。借着上缴秋赋的时机，上表朝廷要求台湾建省。朝廷批准了建省，我台湾就上缴赋税。这样一来建省就容易一些。
现在的台湾人口还是太少了，朱家收复台湾时，台湾的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相当，总数不足20万人。收复台湾后陆续移民数量不到10万，就是说当前台湾人口不到30万人。大量的可耕种土地闲置，耕地仅有两百五十多万亩，土地赋税大约35万石，折合白银40多万两，和其他省比较就是微乎其微。这还是台湾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基本上是一年两熟，再加上台湾定的土地税比朝廷高，是零五成，才能收到这些税。
但是台湾北部朱家的工厂产业规模宏大，工商业的税收就可观了。再加上海外贸易的市舶税，就是关税，估计总数会接近200万两，达到或者接近了大明赋税缴纳比较好的江南一般省的水平。200万两是税收总数，台湾省本身还要截留作为地方财政使用，更何况朱家的军队朝廷并不拨发粮饷，所以上缴朝廷不过三、四成而已。即便如此也有六七十万两，有这么大的一笔税收做诱饵，台湾建省的阻力就小多了。
在明代，税收方面有一个奇特的情况：农业税、商税、市舶税各省都要如数上交朝廷。除了军费和官员的工资之外，朝廷也没有任何的费用下拨给各省，就是说各省财政所需的日常办公费用只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特别的工程如大型水利工程申报朝廷特批费用，第二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设法琢磨来钱的道道。
如此一来，各种不正规的收钱方式都出来了。比较普遍的是税收中增加火耗。明朝的农业税不收粮食，收白银。散碎的银两到了官府手中要融化、提纯，制成标准的银锭，就是官银。这个制作过程中白银是有损耗的，这个损耗要由纳税之人承担，这就是火耗。官府规定的火耗为一成，就是百分之十，这已经很高了，其实这就是朝廷留给各地官府的办公费用。但是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都要提高火耗，一般水平是二成，个别的能达到三成。就是说纳税之人同时要交火耗，比如应纳税一两白银，实际上要交一两二钱，增加的纳税人的负担。
除此之外，在交通要道上设卡收费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以至于各种有权利的部门都设法设卡收费。这种收费从维持办公费用演变成发财致富的手段。在这一点上古人不傻，今人更聪明，从而导致各种乱收费屡禁不止。
朱万化摈弃了这种做法，直接从税收中扣除七成留作台湾地方财政的费用和台湾驻军的军费，只上交朝廷三成。地方财政正常运作，一般不需要朝廷拨款，这也减轻了朝廷的负担。除了银行业务需要的火耗之外，官府没有火耗这一说。农业税收粮食，工商税、关税收曙光币，没有火耗。设卡收费的只有公路交通费，其他一律取消。
在初步算清了工农业、商业、贸易的收入，计算出赋税数量之后，朱万化就拟定了上奏朝廷要求台湾建省的奏疏。奏疏的草稿是在山东时与朱大典共同商议拟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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