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主要的两件事，小事情还有很多。
这就是在登州的辽宁士兵与山东士兵“素不和”的缘由。
孔有德其人比较讲义气，叛乱起兵的原因就是那个“素不和”。另外就是受了别人的蛊惑，蛊惑之人也是利用了他的‘讲义气’的弱点。
这个蛊惑之人就是李九成之子李应元。这也是有缘由的：话说孙元化任登莱巡抚之后收留了大批原东江军旧部。辽东人大多数会骑马，这批人中不少原来就是骑兵。可惜山东缺马，特别是缺少战马。孙元化是很负责任的官员，也希望他们有更强的战斗力。于是孙元化东挪西凑的凑出一笔银子，派李九成北上买马。买马匹最好的交易地点莫过于张家口了，所以李九成就去了张家口。谁知这一去马匹没有买来银子确是花了个精光，估计是不光是吃喝嫖赌，很可能赌博被骗，不然那么大一笔银子也不能一下子花光的。李九成偷偷的跑回山东，不敢去见孙元化，就躲了起来，这情况他儿子李应元自然是知道的。
崇祯四年（1631）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今辽宁锦州东），祖大寿被围于城内，粮尽援绝。孙元化奉命派兵赴援，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因此没有得到足够的粮草、军饷。孔有德率军抵达吴桥（就是那个杂技之乡，在沧州南边）时，因遇大雨春雪阻隔，道路泥泞，不能行军，就停在了吴桥。部队给养不足，断了粮，士兵的军纪也不太好，不时的有抢夺百姓食物的事件发生。
其中有一个士兵抢了一只鸡，这只鸡的主人是山东望族王象春的家仆。名门望族的家仆也是威风八面的，自然是不好惹的。这名士兵就被“穿箭游营”，估计是把箭穿到士兵身上的某个部位上，然后游街。辽东的士兵都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油子，岂是好招惹的。于是孔有德的士兵击杀了该家仆。军中的李应元为了解救父亲的危局唯恐天下不乱，乘机鼓动士兵哗变，事情就闹大了。李应元又利用孔有德‘讲义气’极力煽动，事态迅速升级，由哗变，变成了孔有德领导的有组织的叛乱。
一只鸡引发了一场动乱。吴桥仅仅是开始，整个山东都将会被他搅得天翻地覆，这就是史称的“吴桥兵变”。
吴桥的位置在山东、直隶交界处。如果孔有德能够静下心来仔细思量一下，转身杀向河南腹地，那么明末的历史恐怕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以孔有德的军事能力、带兵的本事、个人魅力，绝对不是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可比的。孔有德能成什么气候就不好胡乱猜测，有一点是可以预计的：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人怕是没有那么好的表演舞台了。因为李自成之流仅仅是流寇，孔有德是正规军出身，身经百战不说，他战斗的地方就是处于敌后的东江镇，他们战斗的对象是建奴。
敌后作战中筹粮筹饷的办法，扩充兵员的办法，训练士兵的办法，孔有德自然是很熟练的。他麾下的800骑兵大概能相当于后来的关宁铁骑，有这些老兵做骨干，扩军也很容易。他绝对会是明王朝的大麻烦。
但是报仇、出气心切的孔有德没有去中原，而是回了山东。
叛军把山东打得一片混乱，最后攻下了登州，俘获了孙元化。身在狱中的孙元化劝说孔有德，孔有德良心未灭，已经回心转意了。孙元化为此上书朝廷请求招安孔有德，也得到了朝廷的同意，本来事情就应该平息下来了。
但是节外生枝，朝廷接纳孔有德的旨意（书面命令，或者叫圣旨）被担任登莱巡按的王道纯扣下（孙元化当时还在监狱中）。由于古代通信消息的蔽塞，在山东除了王道纯之外，就再没有人知道朝廷的这道招安旨意。几个月下来没有结论，导致孔有德的部下人心慌乱。孙元化急了，好说歹说安抚住孔有德部，急匆匆的去北京向朝廷争取招安的旨意。然王道纯乘巡抚孙元化不在，调兵偷袭孔有德，这些人那是孔有德的对手，被孔有德打了个稀里哗啦，山东东部迅速被孔有德控制。以至于后来的局面不可收拾。
这时有人造谣说孙元化反了，致使孙元化还没走到北京就被逮捕，送入了监狱，直到被冤杀送了性命。一个封疆大吏糊里糊涂的说杀就杀了！这悲催的大明朝啊！
‘孙元化造反’的谣言，史书上没有说是谁造谣。从道理上分析，可能就是王道纯。因为他藏匿圣旨，偷袭孔有德等一系列的过失，或者是阴谋，导致孔有德叛乱不能平息，反而愈演愈烈。他的所作所为一旦暴露，罪行严重，他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搅浑水，把污水泼到别人身上。
后来叛乱被新到任的山东巡抚朱大典镇压下去（当时吴三桂就在朱大典的麾下任职），走投无路的孔有德只好利用登州水师的兵舰，从登州登船出海投奔辽东的后金。因为那时的东江镇已经没有了，他还能投奔谁？
从这里看，历史上的朱大典也的确不简单，一个书生，第一战就打败了孔有德。
总结以上的历史。孔有德的叛乱应该都是这些官员逼出来的，正应了那句‘官逼民反’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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