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人正是张端义在列车上见到的金陵大学的年轻人，张端义与他不熟，赵景云却是极熟的：“易生，你怎么也来了！”
陈安平懒懒地摊了摊手：“有热闹的地方，自然有我陈安平啦，看情形，我来得还不算晚。”
话说完之后，他又正了颜色：“如今情形如何了？”
“不知道。”
众人给他的回答都是三个字。
他们确实不知道情形如何了，如果昨日被捕，那么一切都好说，可直到现在，朝廷派来的近卫军也只是在门口站着——他们更象是来保护周刊公署的，而不是来缉捕人犯的。
到了上午十点左右的时候，往常已经到周刊公署来干活的人们都没有来，只有他们这几个人仍然聚在公署之中，好在赵景云与张端义都不是远庖厨的君子，在厨房中随意开火，总算早上没有饿肚子。见形势如此，邓若水更是皱紧了眉，他将人都召集来，语速甚慢：“此次周刊只怕不能幸免了。”
“却是我太过大胆……”张端义懊恼地道。
“与你何干，若我不发你们的稿子，也不会有这番风波。”邓若水摇了摇头，他道：“此时也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我等当商议一个对策才是，切不可坐以待毙！”
“正是，我以为，此事原是我引起，我去临安府自首便是。”赵景云点头道。
“若自首可以让周刊免祸，我也愿去。”张端义道。
“错，若是自首，岂不自承有罪？”陈安平摇头道：“荃翁先生的文章并无大碍，无非是对朝廷重商之策有异议罢了，言辞虽是激切，却并无多少可怪罪之处。曼卿兄的文章，便是未曾说到天子，这场风波也是一定的，原因无它，曼卿兄文章已经掘着士大夫的命根子了！”
他这几年来反复思量，总觉得大宋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最突出的便是新兴阶层的政治地位问题。原先富商巨贾依附于权贵和士大夫，自然不会有自己的政治要求，可现在随着大宋重商政策的推行，富商巨贾相对独立起来，他们对于政治权力的要求便变得迫切起来。再就是新兴的那些工人和职员、退伍的近卫军将士，他们是天子一手培养出来的新阶层，不仅仅有一定的财富，而且都识字，懂得国家大政，也关注时局，他们也希望朝廷的政策能向他们倾斜。此二者之间有矛盾，但同时又与把持着大半朝堂权柄的士大夫有矛盾，三方关系极为复杂。在看到了赵景云的文章之后，陈安生这才恍然大悟，随着这两个新兴阶层的崛起，他们登上朝堂是不可避免的。
士大夫如何甘心拱手让出权柄，赵与莒花上十余年功夫进行蚕食，也只是从他们手中夺来一部分权力，而且赵与莒做得甚为隐蔽，虽然安插了不少他培养出来的人，可总体来看，士大夫通过科举、常选两种方式步入仕途，仍然掌握了大多数权力。
故此，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之前，士大夫们还可以沉醉逍遥，一边吟赏烟霞一边指点江山。但赵景云的文章揭破这一点之后，士大夫们立刻警觉起来，必然会对赵景云这种分权与民的观点进行反扑。
故此，这次的关键倒不在于天子，而在于士大夫们。
听得陈安平分析之后，众人面面相觑，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到现在缉捕他们的人还没有来：天子在等士大夫们的反应，而士大夫则在等天子的反应。
“若是如此，我们只怕更惨……历朝以来，党争便是大忌。”邓若水苦笑着道。
赵景云也是冷汗涔涔，与张端义对望了一眼，两人既然来到周刊公署，那便是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的，但若是这场争论演变成党争，对于好不容易出现如今局面的大宋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可测的变数。
“事已至此，后悔也来不及了。”邓若水意识到这一点后，也是懊恼不已，只是学术之争，只不过是他们几人倒楣罢了，可若是变成党争，大宋的朝政时局都有可能受之影响，他们便是真的大错特错了。他思忖了一会儿，然后决然道：“诸位，如今这情形下，诸位肯来公署，都是能慷慨赴义的壮士，只是自古以来，慷慨赴义便不是什么难事，苟且偷生才最为艰难。”
“慷慨赴义，不过是一死而已，苟且偷生，却要将自己余生背起死者未尽之事，甚至可能会因此而身败名裂。程婴杵臼，都须有人去做，我老矣，余年不足惜，赵曼卿为此番祸事之源，必不得脱身，我二人愿为杵臼，诸位可为程婴乎？”
他话一出，张端义第一个出来反对：“若说祸事之源，我也是其中之一，如何能只让你们二人慷慨赴死？我也老矣，没有精力去与腐儒纠缠，请让我也与二位一起！”
“那便这样，邓公、荃翁与我，便去做这杵臼，你们几位为程婴。”赵景云是个果决的性子，他立刻站起来，不待陈安平、李仕民和吴文英反对，便大声道：“之政，你们三人中你最年长，若还当我赵曼卿是朋友，你便带着他二人离开。易生，当初我曾带你去乡间采风，你这些年学识大增，已经远胜过我，这为平民鼓吹之事，我便交与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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