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千道一万，这样的教导，充其量只能算是对后辈的一种期望。
言传身教，包括师父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只能做到言传，至于身教，太难了。
由于那段时间课业压力实在太大，我很少有精力去关注其他的事情，以至于现在回想起那一段时光，除了总能想起摆满课桌的试卷和课本，脑子里就只剩下一下记忆的碎片了。
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初三下半学期，学校要从所有班级中抽出两百号人，组成两个艺术班。
分班的时候，师父建议我去学美术，倒不是因为我师父多么有情操，而是因为我作为守正一脉唯一的传人，必须能清晰而细致地将黑水尸棺绘制出来，以便于在我以后收徒的时候，能把黑水尸棺完整地纹在我的弟子背上。
可我对美术这东西，一没天分二没兴趣，虽然我当时有点厌学，可经过师父几年的摧残，我竟然喜欢上了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偶尔也会心血来潮，找一些比较难的题目来自虐一下。对，我小时特别讨厌数学，可到了初中，却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那种解题的过程，说起来，这也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如果让我将草稿纸换成画纸，将三角板换成绘图用的铅笔和橡皮，光是想想那个画面我都觉得头疼。
最终师父没能做通我的工作，而学习比我好的梁厚载则代替我，报名参加了艺术班，这样一来，以后我若想收徒，梁厚载就必须在场，黑水尸棺也要经由他手传给寄魂庄的下一代门徒了。
为了这事，我心中对于梁厚载除了友情，更多了一份感激。可梁厚载说他学美术不是为了我，只是兴趣使然，但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他画过画。
大概是初三开课第二个月的一场模拟考试前后，我师父去找了一趟陈道长，向他询问了乱坟山的情况。
陈道长当时说，他先前去地下墓穴看了一下，确实有人进去过，还强行收集过魃血。不过自从他镇守乱坟山之后，就没再出过什么乱子。
那一次，陈道长又从我师父手里讹走了一些东西，时间太久了，我也忘了师父具体被他讹走了什么，好像是烟叶，又好像是几块特质的奶糖，唉，真的记不清了。
除了这些，在那段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王大朋了，自从王倩出了那档子事之后，他们姐弟俩就双双辍学了。王倩辍学的时候已经成年，之后就一直在市里打零工，有段时间她还在我妈工作的那个饭店干过几天。
至于王大朋，这家伙心思活泛，从一中退学之后，就和他二舅合伙干起了倒卖二手手机的买卖。
在那个年头，手机这东西在校园里还是很罕见的，我记得我上初三的时候，整个年级有手机的人，用十个手指头就能数过来。
而王大朋的主要客户，就是学校里的学生。
那时候的手机已经不是早年的模拟机了，性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体积也变得和现在的手机差不多，甚至还要小，可即便是这样，当时的手机和现在的智能机还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顶多也就是拿来打个电话发个短信，上面带着几个类似于贪吃蛇、推箱子这样的益智游戏。
那时买手机的学生，绝大多数也不是真的为了通讯方便，就是为了显摆。家庭条件好的吧，父母有那个能力给他们卖几千块钱一块的新机子，家境不好或者家里不给买的，却又像显一显的，就从王大朋那里买二手机。
我听王大朋说，他那的二手机成色新的能卖到小一千，旧一些的也能卖个两三百。当时文化路上有很多学校，几乎每一个学校里面都有他的客户，那一两年时间，王大朋好像还真赚了不少钱。
也就是那段时间，学校里出现了很多借钱不还的事儿，想想也是，几百块钱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算得上是很大一笔钱了，问家里要，家长不一定给，就得从伙食费里节省一部分出来，最后不够了，就只能借了。
当时因为欠钱闹掰的人好像还挺多的，我们班上有一对发小，就是其中一个人买手机欠钱不还，两个人平时都挺文静的，那天在走廊里大打一架，一直到毕业互相都没搭理过对方，完全就是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
为了那么一块并不实用的手机，连朋友都丢了，这种事到底值不值得，仁者见仁吧。
这一档子买卖王大朋干了大概有五六年，可只有前两年赚钱，后来很多人看到王大朋赚了钱，觉得二手机这个市场不多，也都加入了进来，人一多，利润就很微薄了。
我上初三的那段时间，王大朋经常往我们学校跑，每次来到学校，他都会到我班上来看看我，跟我扯扯皮。
我也是那时候才发现，王大朋这人虽然和刘尚昂一样，嘴上没把门，爱吹牛，性格也比较冲动，可论起人品，王大朋其实本质并不坏。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一切都很平静。
直到有一天早上，我骑着自行车，带着梁厚载来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传达室的大爷突然叫住了我，说是有我的信。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刘尚昂给我们写信了，就和梁厚载一起风风火火地跑进了传达室，可当我们拿到一个包裹的时候，才发现东西不是刘尚昂寄给我们的，在包裹上的寄信人信息那一栏里，只写了一个座机电话号码和一个对于梁厚载来说无比熟悉的名字：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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