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了夏允彝写给自己的信件之后，朱由检也只能再次叹息一声。崔呈秀、杨鹤两人已经算是朝堂上对他的命令俯首帖耳的官员了，崔呈秀更是清楚他想要推行的“耕者有其田”政策。
但是一旦到了地方上，这两位算是崇祯亲信的官员，依旧还是没能背叛士绅阶层。在他们眼中，能够维护地方上安宁的，依旧是那些地方士绅而已。
他们可以支持崇祯对陕西的宗室下手，因为这些宗室已经成为了地主阶级中的毒瘤，宗室不仅仅欺压逼迫普通的小民，连地方上的士绅望族也同样不放过。
但是当这些宗室被打倒之后，地方上的士绅就忘记了自己被压迫的过去，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在倒下的宗室身上为自己割一块肉下来。
如果不是这些年陕西各地的民变，让这些士绅知道还要给那些贫民一份希望，估计他们大概连一点残羹冷炙也不想给陕西百姓留下了。
当然，此时朝廷还掌握着陕西最大的武力，也让这些士绅们不敢自行其事，才围绕在了崔呈秀、杨鹤两人的身边，竭力让这两位代表朝廷的大臣倒向他们。
赤手空拳的夏允彝，能够和这些陕西士绅们周旋这么久，已经算是相当有长进了。不过对于夏允彝寄予希望的求援信，朱由检其实也是做不了什么的。
也许在夏允彝眼中，他这个皇帝金口玉言，只要发下一句话，一切麻烦就能迎刃而解了。但朱由检自己知道，事实其实并非如此。
看起来至高无上的皇权，其实自己并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它需要一批官吏去服从和维护它的权威，才能在百姓面前彰显出无所不能的权威。
而今天支持崇祯手中权力的，正是崔呈秀、杨鹤这样一批官吏，他不能挥舞着皇权去敲碎支持皇权的根基，因为这无疑就是自杀。能够从中受益的，大约只有那些不支持朝廷的士绅和同大明敌对的外敌了。
套用后世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干部，就不会有革命的一切。在新的阶级，新的干部，新的社会价值观念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他和这些旧官僚、旧士绅们的关系，只能是在打击和拉拢之间不断摇摆妥协了。
不过崇祯并不想把自己的全部想法告诉夏允彝，在他看来，夏允彝就是他为大明士人精英竖起的一面旗帜，只有让那些还有理想的读书人汇聚在这面旗帜之下，由量变而质变，才能让明末颓废的士林风气焕然一新。
只有理想主义者才能号召起同样具有理想的时代精英，一个把权谋高过理想的人，是无法把那些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团结在自己身边的。
就如那位号称复社领袖的张溥，虽然不乏理想主义，但是过于迷信权谋，反而让复社内龙蛇混杂，他所谓澄清政治，中兴大明的口号，和复社士人的行为就有些背道而驰了。
张溥以权谋接纳江南士绅，固然是让复社声势大炽，但同样也给了崇祯机会，仅仅利用了一下南京科考案，这个刚刚声名鹊起的江南文社，便立刻四分五裂了。
在这个工业革命尚没完成的时代，最为革命的无产阶级还只是一个十月怀胎尚未瓜熟蒂落的胎儿，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也是一片空白。
能够号召一个时代精英为之奋斗的，除了大同社会的理想之外，大约就是如夏允彝这样理想主义者的个人品格的号召力了。
因此在召见了张名振，听完了这位年轻人的汇报之后，朱由检便对他说道：“瑗公的意思，朕已经明白了，但是你们想朕怎么做呢？”
张名振立刻起身向崇祯行礼，有些激动的说道：“还请陛下下诏，为瑗公的主张声张，如此陕西的百姓就有救了，那些士绅豪强必然不敢再对这些土地打主意了。”
朱由检却摇着头问道：“你确定，瑗公的主张能够得到陕西百姓的支持？”
张名振顿时奇怪道：“瑗公的主张全是为了陕西百姓考虑，百姓又怎么会不支持呢？”
朱由检叹息了一声说道：“朕看未必，如果陕西百姓支持瑗公的主张，你又何必跑来寻求朕的支持呢？
百姓支持或是不支持瑗公的主张，并不在于瑗公的主张是否在为百姓们考虑。而是在于，这种主张是否真正会给他们带去好处，带去多少好处。
把土地无偿分给流民和无地贫民的主张虽好，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数万顷土地能够受惠的也就数万户百姓，和整个陕西的人口相比，大约十分之一都不到。
夫子曾经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不是把整个陕西的土地全部收集起来重新分配，那么无偿分地就是让那些没有得到土地的陕西人怨恨朝廷。
更何况，我朝对于地方事务的控制，最多也就是到县一级。乡里之事，向来都是由地方士绅操弄。分配土地这样的大事，不让地方士绅插手，可行吗？
只要在分地的过程中出现一点差错，恐怕就要累及主持分地官吏和朝廷都要承受百姓的骂名。
朕可以给瑗公权力，也可以给他朝廷的名义，但是唯独给不了百姓的满意和支持。如果得不到百姓的满意和支持，那么这次分地的工作还有意义吗？”
皇帝抛出的几个问题，让年轻的张名振脑子里乱成了一团浆糊，他心里认为夏允彝的主张绝没有半点私心，实实在在是为了那些陕西百姓着想。可是他的理智也认为，皇帝说的这些问题是存在的，正确的主张未必能够得到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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