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七日白天，硫黄岛上的日军发动了决死反击。
当天中午，日军纠集近千名官兵，其中半数是武装起来的非战斗人员，对陆战队控制的机场发起进攻。
战斗打得十分惨烈，陆战队遭受了自登陆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
受粒子风暴影响，陆战队不但没有在白天发起进攻，还命令要求在中午的时候，不得露天活动，所有陆战队员都藏在地下掩体内。结果就是，当日军顶着烈日发动反击时，陆战队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日军逼近到两百米左右的时候，才被陆战队发现。
按照之前的方法，陆战队的前线指挥官首先呼叫了火力支援。两分钟内，在硫黄岛附近徘徊的两艘巡洋舰与两艘驱逐舰率先开火，六门大口径电磁炮在第一轮打击中就发射了数百枚炮弹。
炮火打击非常猛烈，但是没能消灭所有日军。
随着日军逼近，炮火支援开始减弱，陆战队官兵不得不在吞下防辐射药物、穿上特制防辐射服之后，来到地表阵地上与日军作战。
所幸的是，经过炮击，日军的反击力量已经大大削弱。
近距离战斗只持续了十多分钟，在机枪、自动榴弹发射器、迫击炮、小口径机关炮与手榴弹等轻重火力招呼下，日军在陆战队的防御阵地上留下了数百具尸体，侥幸逃脱的少数日军退回了折钵山。
在这场短促而激烈的战斗中，陆战队遭受的损失并不大。
只是，战斗还没结束。
下午两点不到，在陆战队官兵均认为日军已经无力反击的情况下，战斗再次打响，日军以陆战队没有料到的方式发起了进攻。
当时，日军用人力，在三天之内，挖掘了一条从折钵山直通机场的地下坑道！
必须承认，日军确实非常顽强。
为了破坏机场，日军在坑道尽头堆积了数吨烈性炸药。
猛烈的爆炸，在地上留下了直径超过两百米、深达二十多米的弹坑，导致附近十多个地下掩体内的上百名陆战队官兵全部阵亡，还震塌了另外二十多处地下掩体，导致近三百名陆战队官兵伤亡。
爆炸发生之后，隐蔽潜伏到阵地附近的两百多名日军发起了冲击。
这个时候，炮火打击已经没有用了。
在双方兵力交错在一起的时候，战舰也不敢轻易开火。
因为战斗发生得非常突然，所以绝大部分陆战队官兵非常仓促的投入了战斗，在冲上地表阵地之前，只有少数服用了抗辐射药物，绝大部分都没有穿戴防辐射服，直接在烈日之下与日军交战。
战斗持续到三点半左右，随着最后一名日军被消灭，陆战队官兵才退入地下掩体。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庞跃龙在战斗结束后立即下达命令，禁止任何官兵暴露在地表阵地之上，只有做好防护准备的军医去救治伤员。至于阵地上的官兵遗体，只能等到天黑后再做处理。
在这场战斗中，陆战队阵亡官兵一百八十七人，伤残二百六十五人。
此外，还有近五百名官兵因为在烈日下暴晒超过一个小时而严重灼伤，其中三百多人在两年内病亡。
这是登陆硫黄岛以来，伤亡最为惨重的一场战斗。
在此之前，陆战队阵亡数字还不到一百！
虽然在战争结束之后，庞跃龙主动承担责任，没有让基层军官受到牵连，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主要责任就在基层军官身上。根据战后调查，在中午的战斗结束之后，大部分基层军官没有保持警惕，而是让退回地下掩体的士兵脱下了防辐射服，部分基层军官还以汇报战况为名离开了指挥岗位。如果当时保持了最高警惕，严格按照战术安排部署防御，比如轮流安排岗哨，日军不可能偷袭得手。如果基层军官都在指挥岗位上，在战斗爆发后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士兵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投入战斗，更不会让这场对付仅有两百名日军的小规模战斗持续一个半小时。
当然，庞跃龙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比如，在此之前，庞跃龙认为日军退守折钵山，已经丧失了反击能力，所以把陆战队的装甲部队全部放在折钵山附近，部署在机场周围的只有少数自行高射炮，而且这些高射炮的主要任务是轰击折钵山上的日军火力点。如果当时在机场附近有一支装甲部队，哪怕只有几辆坦克，或者是步兵战车，日军的反击就不可能造成如此大的损失，日军甚至没有勇气发起反击。
要知道，日军手里没有合适的反装甲武器。
即便日军发动反击，在坦克、战车等装甲兵器的支撑下，陆战队官兵也能更加从容的投入战斗。
吃过苦头之后，庞跃龙立即调整了防御部署。
当天下午，他就向机场增派了一个坦克排，把几辆坦克设为固定火力点。
只是，在此之后，日军再也没有发动像样的反击，最多躲在折钵山上，向几公里外的陆战队官兵打冷枪。
当时，日军也没有多少兵力了。
在二十七日下午的战斗结束之后，困守折钵山的日军只剩下了不到两百人，另外还有大约一百名伤员。
因为没有抗辐射药物，所以这些日军的处境非常艰难。
说得直接一些，幸存下来的日军，都遭受了严重的粒子辐射，即便陆战队不打过去，再过几天也会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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