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志愿军一样，在明知道谈判不会有结果的情况下，联军也在积极备战。
不同的是，联军的问题多得多，也复杂得多。
在阿伦被林德伯格撤职之后，联军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一位精明能干的司令官，而临时顶替的杜立德空军中将并不是合适人选。
虽然在解决联军的内部矛盾，即美军与韩军的矛盾时，杜立德的才能远高于阿伦，但是在至关重要的军事才能上，杜立德就比不上阿伦了。作为空军中将，杜立德一直坚信制空权代表一切，可是志愿军已经用行动证明，联军的制空权并不牢靠，而且制空权也无法带来最后的胜利。
这场战争，绝对无法仅靠空军取胜。
可惜的是，短时间内，美军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至于把指挥权交给韩军，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别说美国不会答应，韩国当局也不会做这样的蠢事。第一次战役后，韩军的嚣张气焰消失的无影无踪，即便那些一直主张积极进攻的韩军将领也认识到，志愿军已经彻底改变了战争面貌。
没有合适人选，只能让杜立德挑起大梁。
万幸的是，阿伦没有带走联军司令部的高级参谋，皮特上校仍然是作战参谋，统筹负责联军的作战行动。
俗话说，新官上任上把火。
杜立德接过指挥权后，也立即有所表示。在停火谈判前，杜立德亲自策划了针对志愿军后勤保障系统的大规模轰炸行动。虽然没人指望轰炸能阻止志愿军的脚步，连杜立德都认为轰炸改变不了联军被动的局面，但是持续数日的大规模轰炸，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志愿军的进攻能力。
如果没有这几天的轰炸，志愿军在十月十日就有能力发动第二次战役。
只是，高强度轰炸，也让联军遭受了不少损失。
停火前，联军至少在轰炸中损失了三十七架战斗机，另有十多架被击落的战斗机没有得到联军承认。
要知道，这都是被志愿军防空系统击落的。
停火谈判，让杜立德不得不结束轰炸行动，也让联军的空中力量有了喘息机会。
到了这个时候，杜立德的问题就显现了出来。
谁都知道，谈判肯定会无果而终，战火会再次点燃，到时候决定胜败的不是战斗机，而是地面部队。
在策划联军的地面作战时，杜立德几乎没有主见。
对皮特上校来说，这不是坏事，至少作为作战参谋，跟着杜立德，他有更多的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不是事事都得听从总司令的吩咐。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主见的杜立德让皮特成为了联军地面作战的最高指挥官。
由一名上校来指挥联军作战，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
客观的讲，这也许不是坏事。
在之前的战斗中，皮特独自做出的判断往往比阿伦更加准确，特别是对志愿军发动的地面进攻，皮特早就做出了预测，阿伦却坚持己见，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如果当时皮特提出的建议得到重视，联军不至于在东线战场上遭受如此惨败，至少两个陆战师中的一个，有很大的机会逃离战场。
停火谈判期间，皮特按照杜立德的授权，修订了联军的总体作战计划。
虽然在此之前，阿伦已经让联军转为防御态势，但是在韩军的阻挠下，联军仍然保持着较为雄厚的进攻实力。比如在第一次战役之前，美军第二步兵师、第七步兵师与韩军第九装甲师均靠后部署，名义上扩大防御纵深，实际则是联军的主要反击兵力，在必要的时候足以担当起进攻重任。
皮特上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联军的作战态势。
进攻肯定不现实，如何守住战线才是决定性的问题。
只是，作为一名资深作战参谋，皮特非常清楚，任何时候进攻都是最好的防御，即便被迫放弃进攻，也要在防御中留出足够的反击兵力，不然全面被动防御，迟早会被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本着这个原则，皮特对联军的部署做了大刀阔斧的调整。
看上去，他的动作并不大，因为之前充当进攻兵力的第二步兵师与第七步兵师仍然部署在战线后方，重组后的韩军第九装甲师则退守元山以南地区，顶在防线上的仍然是第三步兵师与第四步兵师。
可是从兵力配制上看，联军的作战部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明显的，莫过于炮兵与装甲兵的位置。
在进攻部署中，炮兵肯定得放在前沿阵地后方，为突击部队提供炮火支援，而在防御部署中，炮兵往往部署在第二道防线上，为防御部队提供火力掩护。装甲兵的部署方式也是同样的道理，进攻时装甲兵肯定得靠前集中部署，形成装甲突击力量，而在防御中，装甲兵得放在战线后方，充当机动反击力量。
按照皮特的部署，原先加强给第三步兵师与第四步兵师的装甲兵与炮兵全部后撤。
为了得到一支足够强大的反击兵力，皮特甚至从两个步兵师各抽调了一个装甲营，用来加强第二步兵师与第七步兵师。
如此一来，美军装甲力量的六成已经撤到战线后方。
这些装甲部队经过整编后，组成了三支反击集群，分别部署在南埔、沙里院与开城，成梯次形成了三道防线，并且成为了联军分阶段发起防御反击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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