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十二月，寒风凌厉。
日本九州在鏖战。
大明各地破产者暴动也同样此起彼伏，就连赋税重地的南方浙江、广东、福建等等省份，也出现了饥荒。
好在，大明南京朝廷，崇祯帝大谈“学习宋朝先进经验”，讲宋朝先进将受灾地区破产者，招募到军队中安置，让流民稳定起来。而不是地方官，为了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太平，将流民驱逐出境。
明朝坏就坏在东林党高人们，遇到朝廷向富人征税，就大谈特谈与民争利。而对于底层活不下去的农民，这些文官们却又选择性无视，缺乏同情心。
明朝的灭亡的主要因素，天灾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因为富有的人吝啬的捂住钱包，坐视底层穷人活不下去。最终，这些短视的地主老财和商人们，被暴乱的农民洗劫了他们所有财产！
儒家的书籍中，已经提醒过了——要仁慈一点，帮助别人。但是，读书人和统治阶级，仅是为了科举考试而读书，并没有将这些思想记在心上。
“仁”并不仅是标榜道德，而是社会稳定必须的。儒家的核心“仁”，本质上是讲，希望富有的人，主动拿出自己的一些钱财，去维持社会的安稳。
“不仁”的结果，必然是导致底层的人“不义”，将这些不仁之辈毁家灭族。历朝末年，都是为富不仁之辈太多，自取灭亡！
后世政府为什么要搞搞扶贫、搞社会福利、高低保，原因就是，为了避免有人吃不上饭而暴动。
对于社会的救济，大明财政收入是远远不够看的，但是，北京皇宫遗留下来的许多古董、文物、器具的拍卖，在天津持续的进行中。此时，仅拍卖了五分之一的宫廷物品，已经筹集了1500万两银子。
这些拍卖款项，扣除了3%的佣金后，皆是会解压到南京，有南京朝廷由于各种维稳政策。
由于，这笔财产的来源，是拍卖北京皇宫200多年遗留下来的财产，主要的用途也不是皇帝私人奢侈享受，而是用于救济贫民、发放拖欠士兵的军饷等等维稳项目上。由于，并没有触动官僚们的利益，所以基本没有反对声音。
只不过，一部分官员认为皇帝败家，将祖宗遗留下来的财产，纷纷拍卖，有点不孝。另一部分的官员，则认为，拍卖皇家祖产来救济天下，是仁君表现。当然，还有一些官员无中生有，认为天津肯定贪污了一大笔财产……
尤其是东林党领袖刘宗周，更是弹劾肖图白是天津四镇税重，弄的官商怨声四起之类的。所谓的税重，仅仅是“三十税一”，严格征税，杜绝偷税漏税行为而已。
在天津特区，偷税漏税的行为，比贪污收获还要严重。谁在税制中捣鬼，管他多大官，多大的后台势力，全部一撸到底，严重到一定程度，会遭到抄家、苦役之类的刑罚。
明朝因为太过于纵容文官富户们，所以“三十税一”的商业税被弹劾为丧心病狂。到了清朝，直接“十税一”这些无良文人，有开始歌功颂德说，征的好，太平盛世。
所以，这些文人和商人，都是贱人！
贱人就是矫情！就是鼠目寸光，不识好歹！
“这些东林党，整天就不干正经事。专门党同伐异，非此即彼，哪有半点儒家真髓！”肖图白看着邸报上，刊载的几篇对于天津的诋毁。仿佛，天津的繁荣，来自于贪污、截留朝廷的银子一般。
“若是您下令，锦衣卫弟兄们，可以将这些嘴贱的东林党人——刘宗周、钱谦益等人抓回天津，游街示众！”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笑道。
肖图白淡然一笑：“我们和东林党不一样，容许别人说反对声音。仅是不赞成他们，但是不会再肉体上囚禁、关押、杀害这些反对派。哪怕，他们的充满恶意和愚昧的！”
刘宗周等人的愚昧，除了党同伐异之外，更在于对于自然科学的短缺。明末儒学大师刘宗周，反对火器和引进西方技术，建议将给大明造火炮的西方人驱逐出境，“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
这一系列的愚昧见解，在腐儒之中，是拥有巨大的市场。
而明末统领军队的，主要是东林党文人。尽管明末并没有禁止火器，但是却阻碍了先进火器的研究和列装部队。
明朝装备火器的部队，败给了清军，这并不是说火器不行。而是体制上腐败，造成火器的质量不行，以及军队没有严格训练。严格训练的火器部队，绝对比骑射要靠谱！说话，满清也不是真的玩骑射，而是骑马步兵。利用马匹载重，实行千里奔袭，达到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战。真正的骑兵，应该是蒙古人。不过，蒙古人真骑兵，打不过满清的骑马步兵，由此可见，骑兵优势主要既体现于机动性，而不是骑着马的人，比不骑马的人更勇武。
甚至，刘宗周的言论流毒深远，清朝康熙年间禁止火器生产、研发，也是引用明朝刘宗周等人的“高论”。意思说，不是我非要禁火器的，你看明朝时期，就有大儒提倡禁火器的，我沿用这些大儒的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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