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圣人几乎是人能够达到的最高的高度，一般指德高望重、有大智、已达到人类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而且需要在修身、立德、立言、立功方面都有所建树，接近完美的人。曾国藩虽然一直在按照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在修身、立德、立言、立功方面都不错，但是跟古代的圣人相比较，还有不小的差距。而且曾国藩有点瘸腿，他在立言这方面弱的有点厉害。孔子是大圣人自不必言，王阳明也有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阳明心学”，而曾国藩虽然有家书面世，却终究没有相对系统性的理论体系。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虽然出身平民，但祖宗也挺牛，号称是圣贤曾子七十世孙。曾国藩自幼勤奋好学，六岁入塾读书，八岁能读四书、诵五经，十四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曾国藩的志向本来是做个道学家，结果落第秀才洪秀全改变了三好学生曾国藩的命运，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后，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攻灭了太平天国。曾国藩一向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称帝这个事，可不是拿下南京才有的，许久之前就有人和他提过。毕竟底下跟着混的人，都盼着曾国藩能谋个反，当小弟的，都会盼着大哥把场子越做越大。曾国藩的湘军势力渐大后，底下的人自然也会生出一些有违礼教的想法来。咸丰十一年，咸丰死在了承德，紧接着果兴阿与奕欣等人在北京城下打成了一锅粥，很多人都觉得这大清立国以来，旗人统治集团内部最大的内讧。湘军将领李元度当时就给曾国藩送上这么一幅对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鼎有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把对联收下，看了看，放一边，一个字也没说。李元度也就识趣，没敢再多说什么。曾国藩的老乡王闿运，虽然是跟着肃顺混饭吃的，但是果兴阿与肃顺闹翻之后，也起了异样的心思，更是当面和曾国藩探讨过这事。曾国藩从头至尾也是一字不说，最后用手蘸茶在桌子上写了两个字，独自离开。王闿运过去一看，竟是“荒谬”二字。后来曾国藩过生日时，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递了张纸条给他。曾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曾国藩照例是不说一字，随手就撕的碎碎的。
部属盼他当皇帝，合作伙伴劝他坐天下，曾国藩又是汉人名臣，他若要谋反、拥兵自立，似乎是天意所示、民心所向的事，但是曾国藩死活都不肯。因为曾国藩比谁都清楚，一旦他反了满清，这天下可真就又要大乱了。
曾国藩堪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的典范，与他同时代的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均对其人品持敬仰之情。几十年后最能影响中国历史的两个伟人和蒋介石，无不对其赞赏有加。所以说，从修身治国来说，曾国藩的个人魅力，远远地超越了党派政见之争。他之所以能达到此等成就，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曾国藩特别善于反省。他日日反省自己，更多的时候，也在反省自己的族类。正是因为有这样深刻而全面的反省，让他彻底放弃了去做这谋反自立这样的大事。与其他朝代的造反不同，反满清另立帝王，首先是反满，其次才是灭清。而前者，让曾国藩颇为顾虑。
大清立国二百余年，不仅旗人已经与汉人融为了一体，完全融入了汉人社会，汉人也已经彻底学会了顺从，大家都习惯了辫子粗又长。一旦把旗人驱出中原，这头上的辫子剪起来容易，但心上的那根辫子，可就不容易剪掉了。毕竟果兴阿一个旗人带着汉人剪辫子都很吃力，曾国藩也不会比果兴阿方便多少。
而且除了这些观念上的问题，还有很多非常实际的情况，各国列强虎视耽耽于外，果兴阿、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僧格林沁等群雄并立于内，这个时候的排满反清之举，极有可能是自乱天下、自取其亡。在目睹并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令百姓生灵涂炭、生不如死的惨境之后，曾国藩更断然不愿因一己之荣耀而冒这样的风险。这种谨慎，可以理解成是一种胆小怕事的怯懦，也可以理解成一份怜悯天下的大仁大勇。
果兴阿曾感叹过中国人酷爱窝里斗，曾国藩不仅也有相同的感慨，而且知道国人在这方面个个都是高手。熟读《易经》的曾国藩很清楚盈满则亏的道理，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就在湘军看上去最为鼎盛的时候，恰恰是湘军开始分裂的时候。即便没有果兴阿的大兵压境，南京陷落之后，曾国藩也面临着湘军崩溃的问题。
眼下曾国藩控制的部队，名义上有三十万之众，但他真正能用得动的，只有不到十二万。而在这十二万中，他当初一手带出来的只有五万，下属的将佐里还有不少是旗人出身。湘军其余的六成兵力，均有不同的派系归属，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就是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桢。其中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关系，就非常不怎么样，左宗棠几乎走到哪里，骂曾国藩就骂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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