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后来秦国灭六国，一统天下，羌人也依然是自由人，并没有向秦人臣服。
自然而然的，乌孙人认为，羌人也不会向汉人臣服，乌孙人坚信，在这已知的世界的中，唯有匈奴，唯有撑犁孤涂单于才是那个值得所有人臣服的男人。
这，就是他们的取死之道……
不过这也不怪他们，毕竟陈汤尚未出生，还没有人来告诉世人，什么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刘盈看了看满堂公卿大臣的眼神，均看出了这个虽远必诛的念头。
毕竟，现如今的汉国锐意进取，讲究的是一个‘功名马上取’，属于是从民间到朝堂，哪哪都是战狂……
比如当年汉武帝在第一次征讨大宛失败后，立刻就能够‘赦囚徒扞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
六万战兵，从关中投放到数千公里之外的大宛，这是让后世的铁血强送，以及大萌王朝想都不刚想的事情！
和汉唐相比，宋明那种放弃燕云十六州、辽东河套，乃至于交趾的行为，都是懦夫无能之举！
什么敌人太强、技术外流、没有马、粮食不够、生产力水平不行、汉族是农耕民族、拓展到400毫米降水线以后就是极限了等等等等，不过是在找借口罢了。
因为，如果真的要做一个农耕民族，怎么能够放弃燕云的沃土平原，是不是把红河三角洲的土地消化消化，该不该把河套的土地稳固稳固，能不能把辽东的沃土收拾收拾？
这些可都是令人艳羡的土地，农耕民族有什么理由不去争取到手呢？
所以，归其原因，就是战略失能和组织力的严重退化！
而一切经济政治军事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纳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分配问题，即社会财富究竟该怎么分配？
现如今的汉朝经济，以及后来的唐朝，兼有国有土地经济和庄园经济两种，其中后者占据绝大多数。
而掌控庄园的豪强，和后来科举制度下的地主有本质的区别。
既前者兼具经济基础所有者、政权组织者、军事组织者的三重身份，而后者则是经济基础的所有者，直接掌握社会财富和人力资源。
问题的关键是，地主是政权的依附者，科举制度决定了他们只是随时可以被驱逐出的客人，而不是政权的主人！
也就是说，地主只是王朝的合作者，而不是所有者，因此他们会尽可能的占便宜挖墙脚、偷逃税收、隐匿户口，然后坐看潮起潮落，换一个主子摇尾乞怜。
而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所在的中央政府由于不是经济基础的所有者，因此丧失了对人力物力的掌握，动员力极度下降。
他们只能用以高昂成本艰难征收的税收，雇佣价格昂贵的士兵，比如大萌的家丁。
于是，一个拥有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帝国军队，只能组建的起一次性的小型军队，能征惯战者不过寥寥数万……
因此，对外作战，拓土开疆，收复失地，就需要慎之又慎了。
毕竟就这么点能打的，而且还是耗尽府库才养起来的精锐，若是外战的时候打光了，拿什么去镇压内部此起彼伏的流民义军？
所以，建议删除《南明史》，太气人了……刘盈正襟危坐，心如电转，只是在奉常叔孙通以及御史大夫周苛投来的目光下，保持着礼仪式的笑容。
而在殿中，即便是有了刘盈，以及更高处刘邦展示出的亲和，那些前来朝觐的番邦使者还是战战兢兢，如同受惊的鹌鹑。
毕竟，因为乌孙人的缺席，周围那些战狂们看着他们的目光，就显得杀气腾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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